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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老舍自杀之谜  

2013-08-28 20:39:51|  分类: 【文史博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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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自杀之谜 - 农夫 - 农夫的博客

编者按:

        8月24日,是著名作家老舍辞世的日子。说到老舍之死,掰扯不开的是“文革”。今年以来,“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反思个人作恶之责的事件多次发生,也让人们对遭受红卫兵殴打后投水自杀的老舍多了份关注。

       “文革”是一场民族的大劫难,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哀的插曲,巴金说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端木蕻良说,一个作家对人民的主要贡献是通过作品。他有好多事可以做,好多东西可以写,他的死是我们中国的一大损失。

        老舍在抗战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将以自己的身体,投水殉职。那么,老舍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留给我们什么积极的东西?

老舍自杀前曾受疯狂批斗

  1966年初夏,一场“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降临在中国大地上。在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煽动下,文艺界一大批具有文学家、艺术家被当成“阶级敌人”揪斗和侮辱。8月23日,北京市文联系统的一些作家、艺术家被点名揪斗。老舍作为市文联和作协的主席,未能幸免。

  先是被拉到孔庙批斗并遭殴打。大概有上千人,烧起了熊熊大火,红卫兵让这些挨斗的人在火的周围跪下,用演戏的道具、刀枪剑戟开始狠打。

  老舍最有名,他受伤最重,一下子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血顺着脸和胸就流下来了。

  最后有人建议先把老舍救出来,这样就把他一个人架到汽车上,开回了文联。

  已经伤痕累累的老舍本以为自己得救了,谁知道当他离开孔庙到达文联时,竟有上百个红卫兵在文联门口等着他,他陷入了一场更加恶劣的武斗。

  他们也不太知道老舍是谁,就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作家,是个坏蛋。周围还有人挑拨,说他在美国拿美金。在小孩子的眼里,美国就是帝国主义,十恶不赦,青面獠牙,怎么可以拿美金呢?那肯定是大坏蛋了。

  他们就轮番地打他、斗他,他渐渐就奄奄一息,遍体鳞伤了。

  老舍是性子非常刚烈的人,最后就忍无可忍。当时他身上挂了一个牌子,前头站了一个女红卫兵正拿着皮带打他,他就使劲地把身上挂着的牌子砸在这个红卫兵的头上。

  这下子完了,接着他就完全被打垮了。他打了毛主席的红卫兵,说他是现行反革命,请专政机关去镇压。所以把他从那里揪出来,送到了派出所。

  等到半夜家人接回老舍,他浑身是伤,换衣服都换不下来,全贴到肉上了。

  第二天,老舍出门前,把3岁的孙女叫出来,说小月,跟爷爷说再见。这是他在世说的最后一句话。

  老舍离开了家,他一个人默默地走向了城市的西北角,走向了一处以“太平”命名的湖泊。在湖滨,他独自静坐、沉思了一个整天,直到入夜。次日清晨,路经湖畔的人们,发现了他那漂浮在湖中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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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雕像。巴金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

杨义:自杀是一种抗议

  老舍的死,从那一天开始,久久为世人所谈论。老舍到底是在何种心境下投湖自尽,老舍之死具有怎样的思想意义?

  关于老舍之死,有种种角度的看法,简单归纳,大致有:最早对老舍之死投入关注和研究的是日本作家,巴金在写于1979年的《怀念老舍同志》中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虽然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好的东西留下来了。”

  殉道、气节说。

  季羡林在《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里写到:“两千多年前,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他行吟泽畔,心里想的恐怕同老舍先生有类似之处吧。”很多人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将他的死赋予相当高的意义,认为代表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文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

  汪曾祺也认为:“老舍的死是悲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老舍有两个选择:一是司马迁之路,忍辱负重;二是屈原之路。老舍先生选择了屈原的道路,用生命给我们不够民主的制度敲了一记警钟。”汪曾祺也更愿意把老舍之死理想化,并把老舍当成一个殉道的圣者。

  偶然事件。

  钱理群认为老舍的死带有偶然性。他不是要以死抗争什么,而是已感到无路可退了。“他要保持自己的清白,保持住最后的一个点,不能再让了,我的妥协、迁就、让步已经到终点了。这一步无论如何跨不过去了。”

  激愤、悲观绝望说。

  严家炎认为老舍投湖,激愤是主要的,悲观绝望也有些。在一定意义上,激愤也是骨气的一种体现。但他不认为老舍自杀“是出于对整个政权表示一刀两断”。

  同样因被批斗自杀过,后被救活的萧乾以自己为例说明,“主要是绝望。……先求个人解脱了再说。”

  不管怎样,正如杨义所说:“自杀是一种抗议,沉默地活下来也是一种抗议。活下来抗议,看到最后的结果,这也是一种生命的顽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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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老舍 品不尽的京味儿。

“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自杀数量惊人

  老舍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距离弃世三天前,在跟子女的谈话中,老舍说:“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又要死人了!”“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说明,老舍清醒地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老舍最后选择了太平湖,他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继老舍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自杀数量惊人,而且带有突发性和传染性,个别自杀者的结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某种暗示性,使许多面临同样压力的知识分子能在恐惧中感到那种结局也是适宜于自己的。

  比如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也自杀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李翠贞与傅雷生前是好友。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是令人吃惊的。中国作家本无自杀的传统,但为什么到了某一历史时期却集中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呢?这个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

  据学者研究,在1949-1976年间集中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紧张和冲突,而是这个环境从根本上出现了有意识地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57年1966年达到了高峰,这个知识分子的自杀时间和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革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两次运动的实质。(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

  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面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他认为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找到某个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 1949-1976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

  老舍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命运。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对于这场民族大劫难,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向上一推了事,已经成为一个可悲的通病。“文革”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过,每个人,包括那些被迫害的人,都该好好想想自己在里面有几分责任。如果事后都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都说是别人的责任,那一定会为日后历史重演埋下祸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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